• 💡 通过记录个体的经历和留下历史记忆，我们可以为未来留下珍贵的资料和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
2023年12月30日，在万圣书园新店，举行了“巨浪中的个体：历史写作中的‘小人物关怀’”主题分享会。
这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旗下的“万有引力”出版品牌、新周刊与万圣书园联手举办的沙希利·浦洛基作品分享会的第二场。分享会由万圣书园主理人刘苏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赵世瑜、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担任嘉宾。
“我对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非常感兴趣，但最重要的是发现和理解形成这些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人应对环境的方式。在我的书中，那些做决定的人、‘塑造’历史的人不一定身居高位，他们可能是，而且往往只是碰巧出现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反映的是时代的光亮和悲歌。”
浦洛基教授如此阐述自己的历史观。在他关于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中，总有那么一些重要的时刻，留给了那些无法留名史书的普通人。
时代的一朵小浪花，足以成为淹没你我的滔天巨浪。幸运的是，有些人，在为我们记录。
刘苏里：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巨浪中的个体，讲的是个体在历史大势当中的命运。“命运”，拆开看，是“命”和“运”。命没办法，爹妈把我们生下来，没办法改造，没办法复制；运就很玄妙，跟今天我们谈的历史节奏有很大的关系。孙老师虽然是研究思想史的，但是对个体在历史中的命运，相信有长期的观察。
孙歌：2011年9月底，我去了京都，得以近距离观察“3·11”核灾难之后日本社会是如何摆脱创伤的。小人物对于大灾难的感受，可能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做思想史的人都会重视本雅明的著名命题，即历史只有在危机饱和的那个时刻，才会突然展示它真实的面貌。
作为只能存活几十年的个体，我们都希望一生无病无灾；但是作为思想史学者，我们必须意识到灾难不仅是灾难，也是一次近距离进入历史的机会。怎样抓住这样的机会来观察看上去很正常的那种生活方式当中的反常部分，这是我给自己确立的一个思想课题。
核能作为战争武器被发明，即便后来被“和平利用”，仍然携带了巨大的风险——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风险，还包含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甚至是人的各个层面的因素。《原子与灰烬》把核实验和核电站的事故放在一起讨论，这是很有意思的排列方式：前者是战争，后者是和平利用，但是作者告诉我们两者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
刘苏里：浦洛基的《切尔诺贝利》，讲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当中的小人物。赵老师是研究历史人类学的，也叫社会史或微观史。你是怎么进到这个领域的？
赵世瑜：我不懂核能，但是核能的利用或者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管相隔千里还是万里，我们都会马上有直接的感触。
核危机给每一个人，尤其是受到灾难损害的人的心灵和肉体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这种创伤会带来沉重的记忆。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中有一个主题，专门研究创伤记忆。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在美国接触过这方面的研究，最开始它集中在二战后幸存的犹太人的苦难记忆。我们老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创伤记忆就是“后事之师”当中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我们做得很少，值得反思。
刘苏里：宋念申老师是我定义的“中生代学者”，我们来听听就这个主题他想说什么。
宋念申：浦洛基的写作方式让我感觉特别熟悉。他写的不是传统的历史研究作品，而更像是新闻写作。《原子与灰烬》中，那艘日本渔船在比基尼核爆之前，船长一心想的就是，“我的网坏了，要多捞点鱼，再多走一天”。
2001年9月8日，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完全不知道三天后会发生什么。“9·11”当天，我去看了冒烟的五角大楼，然后开始做街头采访。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我只知道我在经历一件事情，这就是一个普通人正常的反应——在真正发生历史转折时的那种不确定性。
于是，我去学历史。只有在历史里，才能体会那种经验性的感觉给你带来的东西。历史写作和新闻写作，我认为是很接近的，都是站在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基础上去揣测事件发生前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讲，把握不住的那种命运感比确定性更有魅力。
刘苏里：浦洛基跟史景迁还不太一样。史景迁写小人物，就是写他们的故事；浦洛基是写一个大的主题，把小人物放在其中展现他们的命运。
赵世瑜：他这三部书和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化的历史著作不同，它们非常像新闻采写或者纪实文学，不是典型的历史学家的作品。我相信这样一种叙述方法一定是作者有意而为的，他希望让更大范围的群体——尤其是那些觉得这件事情离我们很遥远，跟我们没太大关系的人，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伤害。
找一些根本没有文献资料的人群做研究，背后的理念是：在叙事可控的范围内，尽可能不让那些在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或者经历过重要事件的人，被历史忘记。浦洛基的三部书中，除了提及戈尔巴乔夫、肯尼迪、赫鲁晓夫等重要人物，也提到了很多亲历者，消防队员、逃难的人等，这在新闻采写或纪实文学中常见，而在学术著作中是少见的。
今天我们的观念、价值观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关注重大事件、重大危机当中的那些个体，也包括日常生活当中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生老病死，这对个体来讲都是危机。这些危机难道不该关注吗？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在重大危机中的体验和日常危机体验可能有很大差别。朱令去世，在座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我的好朋友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无奈、无力，愤懑又没办法。这不是大事件，但今天有那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说明我们进步了。我希望这类事情能进入历史学者的视野。
孙歌：中国的历史学传统，一向是有面孔的、有人的。但近代以后学西方，历史学开始社会科学化、非人格化。今天，在主流的历史叙述里可以看到事件、找到知识点，但是你没有办法找到历史的不确定性里若干在场之人的感觉。
这三部书的强项就在于，它写的是最严重的时代危机，但同时它有面孔——既有大人物的面孔，也有小人物的面孔。
我们在看历史、看同时代各种危机时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国家视角，那是传媒、教养给我们。